高福澜到任中国多久？
高教授到任中国不到三年，但是知名度在中国却早已风靡一时，这主要是拜其卓越的科研成果所赐！ 1975年，由著名植物病毒学家、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领衔，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发现三系杂交法（又称两系杂交法），并成功培育成第一代强优高产杂交水稻。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杂交水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而高福就是这一研究的重要参与者。
20世纪70年代，正是中国文革时期，科研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。当时湖南省农科院和湖南师范大学生物学系的科学家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，于1973年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发现了杂交水稻。 高教授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了杂交水稻，还在于他提出了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系配制的杂种一代具有产量高、性状稳定、配合力高等优点，可以用于生产，并被业界广泛认可。
后来，国家启动了“863计划”，这项计划选育了超级杂交稻，使水稻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，实现了袁隆平“禾下乘凉梦”。 而作为这一项目的核心人物之一，高教授功不可没。
在高教授的带领下，我国的研究人员还率先解决了耐盐碱水稻（海水稻）育种难题；首次发掘了野生稻抗纹枯病基因并应用于栽培稻基因组改良；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生物遗传研究所——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生物遗传研究所，并担任第一任所长等等。
总之，在高教授的科研生涯中，最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就是他率领团队先后培育出了第三、第四、第五代超优一千杂交水稻，并在千分之三的土地里养活了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。 当2016年国家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时，一点儿都不过分。
德国人高福澜（Walther Kohn）1914年夏到上海，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直到1920年辞职回国。在此期间，北洋政府与英日美法四国驻华公使于1915年4月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，用于解决北洋政府的财政危机。借款总款额为2500万英镑，年息5厘，以盐税和关税作担保。英、日、美、法占借款额41%、40%、10%、9%，由汇丰、横滨正金、花旗、法兰西四家外国银行团负责发放。
1915年5月至1916年7月，借款合同分17次发放完毕。借款合同有明确规定：“关于征收关税及盐税等项应全权交付税务处自行经理，一切事宜照旧办理，不使稍有变更……”这样，这笔巨款实际上是被掌握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手中的。善后借款发放后，高福澜与北洋政府协商决定：借垫之款，盐款先还盐税担保之额，关款先还关税担保之额，分年扣缴。
1918年7月，北洋政府声明：停止缴付关余银，直到清还英美德法所欠中国之款。但高福澜拒绝了北洋政府的这一要求，并于1918年10月开始停止将关余银解付北洋政府财政，而是用于直接还付四国银行垫款。高福澜的这一举措使北洋政府财政更加难以为继，只好不断派人交涉，以期改变现况。在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关余银交涉中，北洋政府先后派出周自齐、夏孙桐、王郅隆、徐树铮、曹汝霖为交涉督办，与高福澜据理力争。
在北洋外交官的不断斡旋下，北洋政府与高福澜在关余银问题上曾达成过“三三制”妥协方案：高福澜每月将收回关余银三成还外债，其余三成发给北洋政府，另三成留作特种储金，作为将来赔还关余银之用。但高福澜随后却又宣布拒绝“三三制”方案，并在1919年1月将善后借款全部还清后，决定停止给北洋政府解付关余银。
停付案发生后，北洋政府在多次交涉无效后，于1919年2月宣布实行“关余自收自支案”，命令全国各海关照常将本年关余银寄至北京国库，不得另解上海各海关税务司。这实际上意味着北洋政府与总税务司的正式决裂，双方进入全面对抗的胶着状态达半年之久。直到5月四国银行团出面调解，双方才于1919年7月23日达成正式协议。
